前阵子读梁漱溟的《人生的省悟》，封面上一个倔犟的老头，带着黑框眼镜和黑色小帽，花白短胡须，嘴紧紧地抿着，目光滑向镜头之外，仿佛一种怀疑与淡漠的眼神。

然而读他的书又如此热忱，尤其是当他谈到“一定要相信他人”这类观点时，其坚定不移的态度简直令人担心。书中文章是他在1931年-1935年组织乡村建设工作期间在朝会上与同学的部分谈话辑录，因为以口述居多，所以文章篇幅短小，语言浅白，梁先生又极谦逊，读来每有亲切之感。

我比较喜欢他的《开诚布公以立信》、《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》、《道德为人生艺术》、《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》等几篇，于我最有启发价值的则为《中西学术之不同》和《三种人生态度》两篇。《中西学术之不同》显现了他对于东西方思维模式和文化特色深入浅出的判断解析，而《三种人生态度》则仿佛说到我自己的人生观里面去。

他在《三种人生态度——逐求、厌离、郑重》中写道：“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，向深里讲，即入哲学范围，向粗浅里说，也不难明白。……按三分法，第一种人生态度，可用‘逐求’二字以表之。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，如饮食、宴安、名誉、声、色、货、利等，一面受趣味引诱，一面受问题刺激，颠倒迷离于苦乐中，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。”这种人生态度强调人对于物的态度。

“第二种人生态度是‘厌离’。……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，即感觉得人生太苦，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，不能不有许多痛苦；而在另一方面，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、嫉妒、仇怨、计较，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，更足使人感觉到人生太无意思。如是，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。……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，为许多宗教之所生。……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。”这种人生态度强调人对于自身的态度。

“第三种人生态度，可以用‘郑重’二字以表示之。郑重态度，又可分为两层来说：……其一是类似儿童那样的天然之郑重，将生活放在当下，无前无后，一心一意，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。其二是更深而言之，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。发挥得最到家的，即为中国之儒家。”这种人生态度强调人对于人或者说于诸生命和社会的态度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梁先生虽然未就“郑重”进行展开与深入的解说，但结合全书，却能非常明白地看到他的选择和观点。他在文中谈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，从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，后转入于佛家，最后方归转于儒家。“厌离之情殊为深刻，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，否则便会落于逐求，落于假的尽力。故非心里极干净，无纤毫贪求之恋，不能尽力生活。而真的尽力生活，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。”梁先生从事乡村建设活动，在抗日期间为国事奔走、谋求国内团结等行动大约便是他所偏重的人生态度之最好的注脚。

读到这篇时，心里大大地打了一个感叹号，不由地对自己常常生起的种种心态和情绪进行了一番速检。我自己觉得在“逐求”这条路上，陷得不算太深，不太注重物质享受和权力地位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当中，都不喜欢与人争利或抢出头，甚至碰到有人要争，便会主动相让，对吵架争斗一类的事情尤其厌倦。碰上一些无良之人或猥琐之事时，更有避之不及的厌弃心态，对恶劣的环境，有时绝望之情会大过希望之心。这缘于我心里根深蒂固的观念——我常常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，人终究是要死的，名利也终究是空，所以想远离那些事非争斗和无意义的消耗，保持心灵的平静与纯净。

按照梁先生的分法，这种人生态度大抵是偏重于“厌离”的。不过，虽然我平时也喜欢读一些与佛法相关的书，却很少背经或礼佛，对形式的东西毫无兴趣，觉得那些与佛教精神根本是南辕北辙。而且也深觉光有“厌离”是不够的，因为厌离只能保有内心的清净，于解决社会的问题或建设却没有大的作用。当我们居于社会，心有所愿，又有能力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和建设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因此，在这时候遇见梁先生的“郑重”一词，我肃然起敬，仿佛找到合适的答案。因为知道过度的“逐求”会给他人和自我带来痛苦，也因为知道“厌离”仅是洁身自好的起点而非融入生命的佳径，所以要“郑重”——郑重地对待已经获得的这段生命，郑重地对待将要度过的日子，郑重地对待身边的人、自己、事业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做事做人，不为名、不为利，只为要郑重地对待自己的选择。毕竟生而自求多福容易，抽身而退舍弃难，但郑重而积极地去面对虚空一片的命运和繁复无常的世界，更难。

这郑重背后，有珍惜，喜悦，觉悟，更有一种回报生命与世界的激情和感恩。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独和受伤的个人，而是一个在不断获得、也要不断回报的人，一个从此视每一刻的生命为天赐、天为万物、要与万物抱个满怀的小人儿。

当再看眼前那些似无希望的环境与事业时，心里就会默默念起这二字。

（2006-6-24）